。韩琦与范仲淹身在西北,局中,为了避嫌一直不好说,直到来到京城,不用避嫌,才将这个陋习说出来。因此让四路便宜行事,所有勾当(指谋事人),能大段回易得利息,可以根据制度奖励,以便助军费。
这是想办法开源,不然国家经济太紧张。于是赵祯再次旨准。
终于韩范二人开始真正进言,窍以天下郡邑,牧宰为重,得其人则致化,失其人则召乱……臣等欲乞圣慈特降诏书,委书、枢密院臣僚,各于朝臣中荐堪充举主者三人,候奏到姓名,即逐人各赐敕一道,令于通判内举厉资已上一员充知州,知县内举成资已上一员充通判,薄尉中举有出身三考以上、无出身四考一员充职官知县,或于职官令录中举五考以上之人充京官知县。仍于敕明言所荐之人若将来显有善政,其举主党议赏,若赃污不理,苛刻害民,关与同罪。
为什么国家到这地步,正是大臣无能,所以大臣必须要保荐,要连坐,保的人好有功,保的人不好同样有罪,环环相连,担当起责任,这样各个贤能便能从民间拨出。
有了庆历新政“择官长”的一些雏形。
但关健这个好坏怎么判断?
对于范仲淹与韩琦也是一次时机,国家正酝酿着巨大的危机,赵祯心中焦急万分,只要有好的策略,一概想试用,于是对辅臣说道:“自用兵以来,策试授官人猥多,而任事颇无善状,今献策及僚论荐,宜先委有司详其可否以闻,其与试人宜加精核。”
这时,范仲淹与韩琦步子迈得还是很小,他们初次进入中枢,有的情况没有摸清楚,也不敢说。为了减少百姓压力,赵祯诏议欲松驰茶盐禁,减商税。范仲淹说道:“茶盐,商税之入,国用有余,当先宽赋役,然后及商贾,弛禁非所当先也。”
国家钱还不够用,这时候不能松动茶盐与商税,若有余钱,最主要的先减去百姓赋役。说得也有理,没有钱怎么办?但这时候范仲淹略过保守,乘此时,若改革,茶盐之政有许多弊端能够就此消除。不消除问题也不要紧,最大的危机还是各地的起义。终于王伦的消息传到京城。
一起感到愕然,从沂州到高邮有多远哪,沿途又驻扎多少军队、厢兵与捕快,怎么就让他们逍遥自在了一千多里路?
欧阳修进言道:“近曰四方贼盗渐多,皆由国家素无御备,而官吏赏罚不行也。臣谓夷狄者皮肤之患,尚可治。盗贼者腥心之疾,深可忧。朝廷终未当处置……今沂州军贼王伦,所过楚、泰等州,连骑扬旗,如履无人之境,而巡检、县尉反赴贼召,其衣甲、器械皆束手而归之,假令王伦周游江海之上,南掠闽广而断大岭,西入巴峡而窥两蜀,杀官吏,据城邑,谁为悍御者?此可谓心腹之大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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