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正坐在平常读书用的桌子前,面前摊着一个已经开了的信封和一封信。“好几次了,我收到一些信,没有告诉过你,”他对特丽莎说,“是我儿子写来的。我努力把我和他的生活完全分开,看我到底落个什么下场。几年前,他被大学开除了,眼下在一个村子里开拖拉机。我们的生活也许是分开了,不过它们还是朝一个方向运动,象平行线。”
“你于嘛从不告诉我这些信?”特丽莎大松了一口气。
“不知道。我以为这事令人很不愉快。”
“他经常写吗?”
“时不时写。”
“写些什么?”
“他自己。”
“有趣吗?”
“是的,有趣。你该记得,他母亲是个热情的追随当局者。这样,他很早就同她断了关系。后来,他接济一些象我们这样倒了霉的人,跟着他们转入了政治活动。他们中间有些人已下了大牢。但他也跟他们分手了。他在信里,称他们是‘永远革命派’。”
“是不是说,他与当局讲和了?”
“不,根本不是。他信了上帝,还认为这事至关重要。他说我们不必留意当局,完全不理它,应该根据宗教的指示来度过日常生活。他宣称,要是我们信上帝,就可以按我们的行为方式,对付任何形势,把它们变成他叫作‘人间的天国’的一种东西。他说在我们国家,教会是唯一能逃避国家控制的自愿者团体。教会帮助他反对当局,他真正信仰上帝,所以我很想知道,他是不是入了教会。”
“你为什么不问他?”
“我以前钦佩信徒,”托马斯继续说,“我以为他们有一种奇异的先验方式,来察觉我身边的事情。你可以说,象特异功能者。但我儿子的经历证明,忠诚实际上是一件相当简单的事情。他摔了一交,被抛弃了,天主教收留了他。他还不知道天主教是什么,就行了忠诚。所以决定问题的是感激,很可能。人类的众多决定都简单得可怕。”
“你给他回过信吗?”
“他从没留下回信的地址,”他说,“邮戳只标明了地区名称,我只好给那个集体农庄寄了一封信。”
特丽莎想起自己曾经怀疑托马斯,感到有点羞愧,希望能补偿一下自己的过失,有一种给他儿子做点什么事的冲动:“为什么不给他写上一句,邀请他来看看我们?”
“他看起来象我,”托马斯说。“一讲话,上嘴皮扭得象我的一样。让我来看自己的嘴皮劈哩啪啦谈什么天国——这个想法莫名其妙。”
特丽莎哈哈大笑起来。
托马斯也与她笑成一团。
“不要这样孩子气,托马斯!”特丽莎说,“你和你前妻的事,毕竟是一本老帐了,与他有什么关系?他又有什么办法?干嘛因为你自己年轻时找错了人,来伤害这个孩子?”
“坦白地说吧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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