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你好吗?”S问。
托马斯还没应答,就看出S对这样提问颇觉羞愧。一个干着本行的医生问一个正洗着橱窗的医生近来如何,显然是可笑的。
为了消除紧张气氛,托马斯尽可能轻松地说出几个字来:“好,还好!”他马上感到,无论他说得多么费力(事实上,因为他太费力),他的“好”听起来象是苦涩的反语。他很快加上一句,“医院里有什么新鲜事?”
“没什么,”S回答,“还是老样子。”
他回答得尽可能不失分寸,但也显得极不合适。两人都知道这一点,两人都知道他们都知道这一点。他们中的一个正在洗窗户,怎么能说“还是老样子”呢?
“主治大夫怎么样?”托玛斯问。
“你是说你没有见过他罗?”S问。
“没有。”托马斯说。
这是真的。从他离开医院那天起,他一次也没见过主治医生。他们曾一起工作得那么好,甚至都开始把对方视为自己的朋友。所以无论他怎么说,他的“没有”中有一种悲凉的震颤。托马斯怀疑S对他提出这个话题颇觉愠怒:象主治医生一样,S也从未顺路探访过托马斯,没问他工作怎么样或者是否需要什么。
两位老同事之间的任何谈话都是不可能的,尽管双方都感到遗憾,特别是托马斯。他并不因为同事忘记了他而生气。如果他能对身边的年轻人说清楚什么的话,他真正想说的是:“没有什么可羞愧的,我们各走各的路这完全正常。也没有什么可以不安的,我很高兴见到你!”但他不敢这么说。到眼下为止,他说出来的一切都好象出于某种心计,这些诚恳的话在他的同事听来,也同样是嘲讽。
“对不起,”S停了很久才说,“我实在是有急事,”他伸出了手,“我会给你打电话的。”
那阵子,同事们假定他为懦夫而对他嗤之以鼻时,他们都对他微笑;现在,他们不能再鄙视他了,不得不尊敬他了,却对他敬而远之。
还有,即使是他的老病人,也不再邀请他了,不再用香槟酒欢迎他了。这种落魄知识分子的处境不再显得优越,已变成了一种必须正视的永恒,以及令人不快的东西。
他回到家里躺下来,比往常睡得早,一小时之后却被胃痛醒。每当他消沉的时候,老毛病就冒了出来。他打开药箱,骂了一句:箱子里空荡荡的,他忘了给它配药。他试图用意志力控制住疼痛,也确实相当有效,但再也无法成眠。特丽莎一点半钟才回家,他觉得自己想跟她闲聊点什么,于是讲了葬礼,讲了编辑拒绝跟他讲话,还有他与S的相遇。
“布拉格近来变得这么丑恶了。”特丽莎说。
“我知道。”托马斯说。
特丽莎停了一下,温柔地说:“最好的办法是搬走。”
“我同意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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