加尔各答总督府里,宋既继续给李克载上课。
英华在天竺有两层利,一层实在的,一层理论的,后者宋既说要看工商,而细谈时,他却又转到了另一个大话题上。
“轮台大胜后,朝堂在御前热议北伐事,陛下就问,我英华有没有做好准备。大家吵了许久,然后发现,果然没做好准备。”
宋既叹道:“最要紧的一点,就是英华的经济大策到底该走哪条路。若是北伐前没议出个首尾,北伐后再拖上个大包袱,前路还不知有多坎坷。”
宋既说到的“经济大策”正是这两年国中各界正热烈讨论的话题,英华立国二十多年,东西交融,国民眼界也开了,新一代士子的思想也转变了。以段国师的三代新论为基础,英华现在也确立了“经济为国家命脉”的理念。
可理念一致,方向却有了差别。基于对英华国情和寰宇大势的不同理解,以及不同立场的取舍,目前英华国内的“经济学界”分化出三种思想,使得英华经济大策正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。
第一种思想强调“卖”,其实也就是把欧罗巴的晚期重商主义直接搬过来了,这种思想倡导多出口,少进口,通过贸易顺差赚取金银货币。这种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跟旧时代王朝,金银等于财富的思想相当接近,也是大多数非专业经济人士的看法。
英华立国之后的经济大策也基本以此为据,尤其是在推行金银复位制的信用货币之后,为了稳定金银比价,增加存金量,不仅直接管理黄金生产,严控黄金消费,还在国际贸易上施行“入金出银”的政策。
但这种思想只是在外贸上适用,国内问题就难以涵盖到了,因此第二种思想强调“产”,认为国家不应把目光只盯在商业上,而该多放在生产上,财富不是金银,而是产出的货物。
第三种思想跟第一种思想唱反调,同时又是第二种思想的延伸。一些以段国师新三代论为武器重读历史的经济学家就认为,买东西的**和能力才是真正的财富。产是为了卖,卖当然是为了买,让国民想买而且买得起,这才是真正的财富。
严格说这三种思想并不对立,其实是重商主义的三个角度,都强调国家要更深入把控经济环节,要对尽可能多的经济活动进行管理。但这三个角度又分别涉足了外贸层面、产业布局和内需问题,内需这个概念更是一只脚踏进了后世所谓“古典经济学”的范畴。
少数极端分子在这三个方向上都有过度发挥,例如以“卖”出发,主张由国家主控一切商业,或者以“产”出发,主张将工商全变为国有,以及由“买”出发,主张施行“藏富于民”、“国不与民争利”这种“仁治”。
要么国进民退,要么国退民进,这类极端主张终究摆不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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