,和跟在他身边的数十个汉子,一边哽咽、一边将一锹锹的土填在那吞噬了两条人命的管涌之中......
自中华文明诞生以来,和洪水的斗争就刻在中国人的骨子里和灵魂深处。黄河、淮河、长江这三条大河,哺育了民族的同时,在整个文明史上,也给生老于斯的中国人带来一次次深重的灾难。
宋、金战争期间,北宋东京留守杜充为了阻挡金兵南下,在河南滑县决河,这一次决河改变的不仅是宋、金两国的战争态势,更是改变了整个中华民族——三条从秦汉以来已经有了相当多治理经验的大河,乱成一团乱麻。
黄河在南宋之前,有单独河道在河北入海,淮河也是单独入海。但杜充决河之后,黄河南下,夺去了淮河河道,史称“引黄夺淮”。
由于黄河高,淮河低,因此黄淮合流后,淮河水争不过黄河,黄河带来的泥沙逐年淤积,导致两河几乎年年泛滥。杜充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,最终形成了包括黄淮河交汇处的洪泽湖在内的一连串湖泊,并最终导致原来独有出海口的淮河成了长江的一条支流。
这一下,原来各有流域的三条大河,形成水势联动的复杂局面,中华民族治水得难度从此倍增。而明初以后,贯通这些流域的大运河居于其间,朝廷力保漕运的治水思路,更是把治理难度推高了好几个数量级。
因此,朱翊钧选择海漕而废河漕,不仅仅是财政止血,复兴江南的需要,更是彻底治理水患的不二选择——是的,没有别的办法,要想根治肆虐大明近两百年的水患,潘季驯带着全国的水利专才勘察一年得出最终结论:只能弃保漕运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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